天行有常，不以尧存，不以舜亡，经济从来都是周期性，遵循本身内在规律运行。华尔街史上股市单日最大跌幅发生在1987年；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于1997年；由次贷问题引发的自“大萧条”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危机始于2007年。 根据以上规律，2017年即将到来，我们正处于下一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前夕。当然，我们无法在日历上标注下一次危机确切的发生时间，但重点是危机都是有规律的，而下一次危机发生的先决条件也逐渐具备。中期风险持续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（IMF）在其10月发布的年度《全球金融稳定报告》中虽然没有发出警告，但却表达了担忧。IMF认为，短期风险已经减轻，大宗商品价格反弹缓解了新兴市场的风险，且发达市场的低息借贷似乎仍要持续。但是，IMF同时表示，“中期风险持续增长”：不稳定的政治环境导致根深蒂固的问题更难以解决；发达市场金融系统并不完善；新兴市场企业债务问题愈发沉重。 虽然一些风险尚不足以触发危机，但无可争议的是所有金融灾难的导火索——债务问题日益严重。IMF称，目前，在金融领域之外所有国债与私人债务的总和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的225%，为“有史以来最高的水平”。债务扩大的确有助于经济增长，但也使债务人处于相当被动的地位。债务人不断借款，哪怕他们缺乏还款的能力。如果他们违约，他们的贷款人也将受到冲击，有时甚至贷款人也不得不违约。多米诺骨牌就是这样被推倒的。目前，全球银行业比上一次金融危机爆发前夜时更加稳健，但并非不存在问题。德国最大的银行德意志银行的股价从2015年时的高位暴跌了62%，其CEO克莱恩（John Cryan）拒绝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——发行新股票，稀释现有股东所持的股权。德国政府曾坚决反对向南欧国家的银行提供援助，现在也表示不会出手拯救德银。与此同时，意大利银行的坏账占该国GDP高达四分之一。 据前美国财长萨默斯，即使在美国，投资者也不认为大型银行比上次危机前更安全稳健。美国银行股股价目前相当低，意味着银行特许权价值受到侵蚀，从而导致银行业在危机时期难以通过清算资产来偿还债务。超低利率并没有提高银行抵御危机的能力，反而使银行通过放贷获得的收益减少，损害了他们的利润，进而影响了银行建立“安全缓冲”。此外，造成影响的不仅仅是某个特定的利率，更是银行借入短期利率与借出长期利率间的差额。两项将于2018年实施的新规定因银行业提前调整适应而将于2017年就产生影响。第一项规定来自巴塞尔银行监理委员会。这项规定严格限制了银行的杠杆水平。而另一项规定则要求银行能更快速地确认贷款损失。虽然这些规定可令银行业更为安全，但也会进一步损害银行的利润。如果银行不愿通过发行新股筹集资金来解决利润问题，那么他们将变得更加脆弱。此外，纽约梅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莱因哈特（Vincent Reinhart）认为，无论传统银行承受的压力有多大，他们导致的风险仍小于影子银行系统。2010年旨在改革华尔街的《多德-弗兰克法案》存在着缺陷：法案使传统银行的运营成本增加，迫使一些资金流入了监管不足的影子银行——对冲基金、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及华尔街的贷款人和借款人。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一个潜在风险另一方面，中国可能是最令人生畏的一个潜在风险。彭博行业首席亚洲经济学家奥利克（Tom Orlik）表示，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受难以持续的企业与家庭借贷快速扩张驱动。虽然中国政府已通过官媒释放去杠杆化的信号，但奥利克指出，目前尚不清楚中国能否保持言行一致。 穆迪分析专业建模主管马龙（Samuel Malone）称，中国的银行是“主要的风险和潜在的导火索”。他从规模、脆弱性及与全球大型银行的互联性等方面进行分析，得出结论称中国的亚洲近邻，尤其是新加坡，最易受到中国的直接冲击。此外，他还指出，中国的影子银行系统规模庞大，外界对其知之甚少，其受到的冲击将在短时间内传递到传统银行业。花旗集团的首席经济学家比特（Willem Buiter）在今年6月时接受了北京长江商学院旗下杂志的采访。在采访中，他表示，相信中国当局有能力阻止危机全面爆发，但他们可能不会在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前正面解决最根本的债务问题。他指出，问题在于，“金融危机恐怕等不到那时（就会爆发）”。